“珠玉非宝书为宝，万事皆空善不空”。这句话出自谁人之口，我已想不起来了，但认为将其用在周恩来身上，则再贴切不过。在我眼中，周恩来是一位既富于深厚教养和学养，又有着广泛令德和善行的政治家。哲人已逝，岁月的烟尘非但没有淹没其巨大的身影，反倒让人对之怀想万端。在周恩来110周年诞辰之际，我愿将多年来研究他的一些心得，用随笔的形式写出来与大家分享，同时权当一段不可忘却的纪念。

周恩来祖籍浙江绍兴，在血统上与鲁迅先生为本家。其所属宝佑桥周氏（又称“老八房”）尊周庆为始祖。周庆为周氏迁绍始祖周茂之曾孙，字德芳，赠文林郎，曾任明朝山西道监察御史。殁后与妻合葬绍兴破塘殷家坞山麓。从周庆到周恩来共历18代。

1939年3月，受中共中央委托，周恩来以国民党军政部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借考察民情、宣传抗日的名义赴皖南视察新四军，顺便去了一次家乡绍兴。他在瞻仰祖屋时，亲笔在《老八房祭簿》上续写谱系，凡14条，共248字，有关他本人的一条如下：“恩来，字翔宇，五十房，樵水公曾孙，云门公长孙，懋臣长子，出继簪臣公为子，生于光绪戊戌年二月十三日卯时，妻邓颖超。”其中的“五十房”便属于绍兴宝佑桥周氏的一个支房。

在历史上，绍兴乃物华天宝、人文荟萃之地。周恩来所属的宝佑桥周氏，仅在清代就出过两位进士、五位举人。在五位举人中，有四位是周恩来的堂伯父或堂叔父，即周和鼐、周嵩尧、周嘉琛和周嘉英。周氏家族的突出特点是有外出当师爷的传统，推崇一种“温、良、恭、俭、让”的人文精神，幕僚文化十分发达。元明以降，全国师爷大多出自绍兴，故有所谓“无绍不成衙”的说法。师爷虽然不算官，只是幕僚，却在中国行政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古代科举出身的官员，上到六部显秩，下到知府县令，多数人仅通晓诗书礼乐等一般知识，所以一旦接触实际政治，特别是碰到刑名、钱谷等专业知识便显得力不从心。这就为掌握专门知识的师爷们施展才华提供了广阔舞台。

绍兴师爷子承父业，家学源远流长，世家子弟写公文信函简练得体，言谈举止不温不火，律令法规、成例前案烂熟于胸，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样样在行，更兼熟悉政坛掌故、民间习俗，所以最能应付场面，为主官排扰解难。师爷还是联系官与吏的纽带，许多事情吏可瞒官，但不可瞒师爷，因而师爷又要善于做合事佬，随时注意疏通关节，由此可见师爷在古代行政中的作用。明代理学家陈几亭作文送他的朋友去绍兴当知县，文中说到，天下治乱在六部，而六部师爷全出自绍兴，师爷的父兄教化好了，他们就可以教化好师爷，从而做到天下大治。清雍正年间，河南巡抚田文镜很受朝廷赏识，河南官场中人人都说他依赖一位名叫邬思道的绍兴师爷，以致雍正帝在批复田文镜的奏折时也随便问邬先生好，对邬师爷揣摩上意的功夫表示赞赏。

周恩来的祖父周攀龙在清咸丰年间跟随二哥周昂骏北上淮安，随馆学幕，并在此定居下来。周恩来回忆说：“我的家庭几代祖先也是绍兴师爷，外祖父原籍江西南昌，也是师爷。到了祖代，两家都搬到江苏淮阴、淮安当县官，因此结了姻亲。”淮安周家的绍兴气氛是很浓的，所以周恩来总是强调自己“原籍绍兴”。对师爷的思维方式、工作特点、生活习俗等，周恩来非常熟悉。1964年，他在一次家庭会议上说：“我们没有土地，为什么说是封建家庭呢？过去绍兴人靠什么为生？一靠土地，二靠当绍兴师爷。师爷很厉害的，给县官出主意的，现在叫‘秘书’。县官都用两个师爷，一个管收税，多数是沧州师爷（沧州师爷也是由绍兴迁到沧州定居的），一个管判案子，多数是绍兴师爷，都可以剥削人。”另据周恩来的秘书马列回忆，周恩来曾向他们介绍过师爷的工作方法：为主官准备材料齐而全，并提出几种处理方案，供主官选择。

家族传统犹如一个“文化场”，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多少都会受到它的影响。在周恩来身上，我们不难看出家族前辈某些群体性格的影子，如谦恭有礼、勤恳谨慎、精明干练以及成人之美的胸怀等。周恩来的堂伯父周和鼐为人忠厚，“名不求高但近情”，以做幕僚为人生归宿。他1907年做江苏巡抚陈夔龙的总文案，1917年又到南京督军李纯处当主任秘书。周恩来与他的交往颇为密切。周和鼐的长孙周尔流说：“我们周家是个受儒教影响比较深的家庭。我祖父作为清末举人，在思想上、文化上乃至经济上给七伯（即周恩来）一定的影响和支持，这都是肯定的。”

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周恩来的行事风格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兴趣。英国作家迪克·威尔逊在研究周恩来时有一个困惑不解的问题，即为什么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半个多世纪的领导中，他一贯地帮助别人升到顶端，而自己却拒绝这顶桂冠”。的确，周恩来投身革命后，从来没有谋求最高领导地位的愿望，尽管历史上不乏这样的机会。他一贯能够使自己的政治才能和专业知识为新的领袖所器重，成为领袖的一个有价值的甚至是不可缺少的助手。周恩来这种政治性格的形成，一方面固然是他意识到自己的某些局限性，另一方面与他的家族文化习染也有一定的精神勾连。周恩来在谈及与毛泽东的关系时多次表示：“毛主席是搞战略的，我只能搞点战术，当助手是否当得好，还没有把握。”这虽是自谦之词，但也反映了他甘当助手和配角的自我定位。

除了家族传统，家庭生活对周恩来思想性格的影响也不可小视。他自己回忆说：“我出生后……把我过继给叔父，由守寡的叔母抚养。叔母即嗣母陈氏，是受过教育的女子，在我五岁时就常给我讲故事，如《天雨花》、《再生缘》等唱词。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早年曾向舅舅鲁小和学做师爷，但未学成。他后来长期奔波在外，谋一些小差事，一个月的工资从未超过二十元。因此，周恩来是在浓厚的母教氛围中长大的。他以后在回忆早年经历时说过：“母教的过分仁慈和礼让，对我的性格是有影响的，缺少那种野性。”

周恩来虽然出生在一个封建官宦家庭，但到他的父辈已经衰落，家中的进益甚至不能维持生活。从六岁开始，他就随两位母亲一次又一次地搬迁漂泊，而且家中的变故也尤为剧烈。在九岁到十岁间，其生母和嗣母先后去世。幼小的他带着两个弟弟在族人的帮助和接济下度日，受了不少屈辱。周恩来说：“我从小就懂得生活艰难。父亲常外出，我十岁、十一岁即开始当家，照管家里的柴米油盐，外出应酬。在这方面，给了我一些锻炼。”金冲及先生主编的《周恩来传》还披露了一个细节：少年周恩来在家中墙上贴一张纸，按封建家庭的习俗，“把亲戚们的生日、死期都记下来。到时候还要借钱送礼。东家西家都要去，还要到处磕头。”幼承家计的经历使周恩来积累了一定的办事和协调能力，同时也培养了他柔中带刚、愈挫愈奋的心理品质。明乎此，有助于我们理解周恩来后来成为国务活动家的角色定位。

走出淮安跟随伯父周贻庚到东北求学的周恩来，常常被浓烈的怀乡思亲之苦所折磨。1916年春，他在南开求学时的一篇作文中写道：“余幼失怙恃，依于从父，津辽七载，所系梦寐者，亦仅思瞻我乡土，乐我兄弟，省我伯叔而已。乃境遇困人，卒难遂愿。”有年除夕，同学们大多回家了，他的这种感情更难抑制，悲慨跃然纸上：“夫今日何日耶？非家庭团聚时耶？余也何如父母双亡，北堂久不闻唤子之声。回思依依膝下，此情此景，不必读蓼莪之章，便已悲慨无垠。矧兹今夕，尤令人泪盈枕席，竟夜不能寐矣。”其中“蓼莪之章”出自《诗经·小雅》，是一首悼念父母的诗，语多沉痛，如“哀哀父母，生我劳瘁”、“无父何怙，无母何恃”等。翻阅周恩来的旅日日记，怀乡思亲的文字更是俯拾即是，如他在1918年2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想起来这个年，我们家里可以说是极难堪了，东西南北，分散各处。比着说，还是我处境稍优呢。抚心自问，我实在是不安，翻来覆去，也睡不着了。”

周恩来对家族伦理情感的强烈渴求，在求学过程中便转换成为身边之人“服役”的精神。他说：“人之立于世，既不克效禽兽草木之自为生活，要必有赖于公众之扶持，而服役之事，乃为人类所不可免。”他在学校甘于奉献，凡力所能及之事，从不吝惜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仿佛“无时无地而不有责任系诸身”，别人视之为愚，但自己“觉倍有乐趣存于中”。从南开中学毕业时，《同学录》对他作了这样一段评语：“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与“服役”精神相映照的，是那种谦抑虚受的品性。他从不锋芒毕露，而是事事处处想到“克己”、“藏拙”。他和张瑞峰、常策欧等发起成立“敬业乐群会”，大家公认他出力最多，但周恩来却坚持推举张瑞峰担任会长。1916年初，他在送给友人的一首诗中写道：“同侪争疾走，君独著先鞭。作嫁怜侬拙，急流让尔贤。”早年周恩来志向远大，但在对待名利上却展现了淡泊和超然的情怀。

当然，一个人的性格除了受家族背景的影响之外，还受到广泛的社会生活实践的影响。所以，尽管周恩来性格的基本特征偏于柔和和温情，但后来长期的政治生活又锤炼和丰富了他的性格结构。毛泽东曾以“虎气”和“猴气”自喻，而日本学者梨本佑平认为“鹰和鸽的极为不同的双重性格”潜伏在周恩来的体内，他待人接物的彬彬有礼和恰如其分的温和迷住了任何一个见他的人，但他有时也是“尖锐严厉的”。从总体上看，毛泽东、周恩来都是刚柔相济之人，毛泽东刚中带柔，而周恩来柔中带韧，这正是他们在互补互济中成就巨大功业的性格基础。

《周恩来》的读后感篇2

据周恩来总理秘书陈浩回忆，周总理对身边的秘书特别注意从思想上培养教育，工作上严格要求，但对人总是平等相待，关心体贴，亲如一家。陈浩说，周总理崇高的精神境界如春风化雨般影响着身边的工作人员。我们根据陈浩的回忆，整理出周总理对秘书言传身教的小故事，供党员干部思考、学习。

工作认真不草率

周总理做报告一般都是经过自己的深思熟虑，草拟简要的提纲。1954年第一届人大会议前，他对别人起草的政府工作报告稿子不太满意，就自己写稿，连续两天没有休息。当发现下面的来文或我们起草的文稿中有差错时，他当即批评，并指出：“发现做错了事，应当先采取补救措施，减少可能的损失，然后总结经验，经一事长一智嘛!”在文稿中有文字不通顺或错别字时，他总是认真地逐字逐句修改，边改边对我们说：“你们不能总让我当你们的语文教员啊!”如果由于我们没有认真加工就把文件送给他，一经他发现，常常是把文件退回来重办，有时甚至把主办部门找来，当面告诫：“绝不能不负责任，草率从事”。

反映情况要准确不要估计

周总理常说，现在是搞现代化，我们要统计，不要估计。不许秘书们反映情况时说什么“我想大概是”，要说确切。总理问到什么情况，如果我们答不上来，就要老老实实说不知道，并且马上去查。这样，总理虽不满意，但不责备;如果回答“也许”“大概”之类模棱两可的话，就要挨批评。有一次总理问：“澳门有多大?”负责这项工作的同志冒出一句：“大概十几万平方公里吧。”总理生气地问：“浙江有多大?”这位同志不好意思地低下头，赶忙去查找。

办事坚决不拖拉

周总理要求有紧急情况必须立即向他报告，不论他在做什么，即使他在睡觉或接见外宾，也可以写条子给他，他总是马上就看，必要时当场批示。每当发生延误情况时，总理还要查看收电报的各个环节，看延误在哪里，如电报特别紧急，而在接收和抄报之间时间太长，就要批评机要部门;如秘书收到未马上送给他，就要批评秘书。他不能容许他的办公室有丝毫的拖拉和官僚主义作风。

汇报事情简明有重点

周总理要求秘书人员汇报情况，要先下功夫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掌握主要情节，尽可能找出问题的实质和解决问题的关键。还要分清哪些该让他知道，哪些属于枝蔓不必知道。汇报要有事实，有看法，有骨有肉，突出重点，简明扼要。

勤思考多提建议

周总理在审批文件时，遇到什么问题，有时就和秘书们讨论起来。他常说：“你们可以大胆提政策性、原则性的意见，努力帮我出主意。”他甚至说：“你们应努力多思考，发现问题，帮我把关。”我们提的建议，只要有一点点可取，他就采纳，事后他还有意提起这是某某提的建议，以示表扬，并说：“不能掠人之美嘛!”

不该说的绝口不提

周总理要求我们每个在总理办公室工作的同志，都要养成守口如瓶的保密习惯，不能对外说的，绝对不能说，包括对自己的爱人。秘书外出开会时，总理交代：“不能随便讲话，去参加会议只能带耳朵、眼睛，不能带嘴巴，因为你是总理办公室的人。”有一次总理看到一位刚调来的秘书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他交代说：“以后在这里(即总理办公室工作)，就不能用这里的材料来写文章。”

为他人着想

一位秘书回忆总理两次等他吃饭的事，使他终生难忘。一次他随总理去人民大会堂开会，已经下午六点多钟了，他以为那里会给总理安排饭，便到食堂去吃饭了。没想到他走后一会儿，会就散了。总理知道他去吃饭了，说：“不要叫他，我们等一会儿，叫他把饭吃好，我们一同坐车回去。”一次外出，他和总理一起用饭，总理快吃完了，怕他着急，便说：“你慢慢吃，我在这里坐一下。”

有一次，一份文件中有些字迹潦草，不易辨认，周总理阅批时不厌其烦地把那些难认的字一笔一画地用毛笔描清楚，怕打字员认不出来，打错了字。1976年总理逝世后，那位起草文件的同志回忆起此事，泣不成声。他说自己图省事，没想到给总理添了麻烦，感到万分歉疚。

《周恩来》的读后感篇3

对于我们这一代的人来说，战争的阴影已经不是那么明显的烙印了。动荡的时代已经离我们远去，但是对于那些带领着人民走出硝烟的英雄们，尤其是周总理，却仍然熟悉。打我记事以来，周恩来总理在我心中一直是十分伟大的人，读了《周恩来传》对他的了解更是全面。周恩来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在国际上也享有很高威望。

周总理的童年充满着艰辛。由于周总理最小的叔父没有孩子，周总理便被过继给了叔父，叔父病逝后便跟着叔母生活，叔母守寡后便把全部的身心放在来周总理身上，叔母出身贫寒的读书人家，性格温和，喜静，她经常陪着周总理在房间里读书，讲故事，周总理回忆时总说自己温和的性格多半是由此而来的。但不幸的是叔母很快也去世了，才十岁的他就开始承担起一家之主的重担，照顾两个年幼的弟弟，打理家事。也许正是这段特殊的时期造就了他的坚忍不拔、沉稳不屈的性格。

“时势造英雄，英雄平乱世”这句话着实不错，正是童年开始的磨难成就了他，而著名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则是他在南开中学上学是开始呼吁的。周总理的一生都是在为中华的崛起奋斗，虽身居高位却严格要求自己，从来不贪图享受。有一次总理身边的警卫乘总理出去访问的时候添置了一点简单家具;一个落地台灯，一对沙发，一块地毯，铺设了木地板。因为办公的地方环境不是很好，总理又每天工作很长时间，警卫就贴心的做了一些小改动，但是总理回来后却十分生气，强烈要求将这些东西撤去。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周总理一丝不苟，一心为人民服务的态度，在我看来，这正是童年的磨难带给他的----勤俭朴素，务实工作。

看看周总理的奋斗，再看看现在正在学校学习的学生们。其它不说，就说我们大学生吧，个个人高马大，营养丰富，伙食跟几十年前的相比就是云泥之别，但是在路上仍可以听到许多人不停的抱怨食堂的饭难吃死了等等；时不时还抱怨天气这么热，空调也没有；甚至还有人把逃课当成家常便饭。当然我指的是个别学生，他们花着父母的钱，天天购物、ktv、聚餐，完全抛弃了艰苦朴素的中华传统美德。别说这些同学，就连像我一样普通的大学生，扪心自问你为国家，为社会或者是为自己的家做过什么？凭什么坐享其成，有什么资格呢？

这样想来，我反而觉得身处这样的环境幸福但不利于我们的发展，逆境才能促使进步，有的时候磨难就是一种收获，虽然有时这些经历并不是多么的愉快，但是这些刻骨铭心的经历却会在某一天给我们最意想不到的收获。正如周总理也许也想到自己坎坷的童年经历能为自己带来如此大的影响。

我们应该向周总理学习，我们要学会“居安思危”，不要再抱怨生活，要懂得欣赏生活中的每一件事物，要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对待任何事情都要认真谨慎。为了自己，为了家庭，为了社会，更为了国家，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不要辜负先辈们为我们创下的这个幸福环境。

《周恩来》的读后感篇4

“我作为国务院总理，工作是失职的，对不起那里的人民。”周总理的廉洁从政深入人心，不是表面的，是实实在在的。70年代初，素有“苦甲天下”的甘肃定西连续20多个月没有下过一场透雨，许多群众不仅缺衣少食，连饮水都十分困难。在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来自甘肃的宋平同志汇报了定西的灾情。周总理听完汇报，神色十分严峻。他说，要想尽一切办法把群众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改变面貌。后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全体会议，周总理在大会上心情沉重地说：“我听到了甘肃中部地区群众生活困难的情况，心里难过，很不安。解放20多年了，那里的群众生活还这样困难，我作为国务院总理，工作是失职的，对不起那里的人民。”会后不久，总理便派工作组到甘肃，带去粮食、棉衣、棉被等救灾物资。若干年后，当人们看到定西群众仍穿着当年总理亲自布置发放的棉军衣时，无不感慨万千。

“只要我当总理，会议厅就不准装修。”

周总理的廉洁是无比的威严，他的影响力是当今无人能比的。当年在国务院会议厅入口处，有一块镌刻着“艰苦朴素”四个大字的木屏风，这是总理身体力行的工作作风的写照。在国务院的会上，人们不止一次地听到总理拒绝装修会议厅的建议，总理说：“只要我当总理，会议厅就不准装修。”1959年，在大跃进的气氛下，水利部未经报告请示，在密云水库附近兴建一座水利建设成就展览馆。有一天，在西花厅开会，总理突然转过头向水利部副部长钱正英说：“钱正英，贺老总告诉我，你们在密云水库那里修建一个相当高级的楼，有没有这回事？”钱答：“有，是一座水利展览馆。”总理沉默了一会儿，摇摇头，轻声地说了一句：“没有想到你们也会办这种事。”钱听了羞愧得无地自容，心里像刀割一样难受。如果按现在某些干部的想法，总理既未严厉批评，又未责成处理，既无纪委处分的威慑，更无丢官的危险，完全可以蒙混过关。但在周总理伟大人格的感召下，钱回部后，立即在党组会上作了传达。水利部党组随即决定：将这座价值400多万元的建筑，无偿转让给第一机械工业部一个研究所，并向中央写了一个深刻检查的报告。

“对被减人员一定要负责到底。”

1960年，中央根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成立了精减领导小组，精减多余职工。为了安排好被精减职工的生活，周总理绞尽了脑汁。在一篇关于精减的文件草稿中，总理在“对被精减人员一定要负责到底”一句话前边，亲笔加上“党政领导机关”几个字，重点强调领导机关的责任。在文件草稿中讲到精减职工的安置办法时，他又加了一段话，强调“对于一切精减下来的职工，都要采取各种补助和帮助的办法妥善安置”。在他的关怀督促下，全国2000多万精减人员的安置和生活问题大都得到了妥善解决，没有发生大的问题。

“你们说假话当然不对，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压你们。”

1962年初，中央召开扩大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大会期间，周总理参加福建省的小组讨论会。当听到下边的同志反映强迫命令、浮夸、讲假话等坏作风给工作和党群关系造成的危害时，他心情十分沉重地说了一段切中时蔽、感人肺腑的话。他说：“这几年来，党风不纯，产生了浮夸和说假话现象。我们要提倡说真话。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要大家讲真话，首先要领导喜欢听真话，反对说假话。大家都说假话，看领导的颜色说话，那不就同旧社会的官场习气一样了吗？……你们说假话当然不对，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压你们。”接着，总理又强调指出，要提倡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他说：“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这四句归纳起来就是实是求是。”

“这比人民群众吃得好多了！”

周总理的饮食清淡，每餐一荤一素，吃剩的饭菜，要留到下餐再吃，从不浪费一米，一片菜叶。国务院经常召开国务会议，会议过午还不能结束，食堂便做出工作餐。总理规定工作餐标准是“四菜一汤”，饭后每人交钱交饭菜票，谁也不准例外。总理吃完饭，总会夹起一片菜叶把碗底一抹，把饭汤吃干净，最后才把菜叶吃掉。吃饭时，偶尔掉在桌上一颗饭粒，马上拾起来吃掉。有人对他如此节俭感到不解，总理说：“这比人民群众吃得好多了！”三年困难时期，总理和全国人民同甘共苦，带头不吃猪肉、鸡蛋，不吃稻米饭。一次，炊事员对他说：“你这么大年纪了，工作起来没黑天白日的，又吃不多，不要吃粗粮了！”总理说：“不，一定要吃，吃着它，就不会忘记过去，就不会忘记人民哪！”

“家乡的事应由当地党政部门管。”

周总理出生在淮安，童年时代都是在淮安度过的，因此他对淮安怀有深厚的感情。他爱淮安，但他更爱伟大的祖国，从不因为淮安是他的家乡而给予额外的照顾。1960年，淮安县委负责同志到北京时，见到了周总理，在汇报了淮安县10万亩棉花喜获丰收的情况后，提出想办一座纱厂。按理，这对总理来说确实不是什么大事，但当时正值困难时期，周总理一方面鼓励他们，一方面又引导他们说：你们种棉花，就要办纱厂，那上海的纱厂就吃不饱了。最终没有同意。1962年，总理的家乡淮安遭受了特大洪水，苏北大片农田被淹。江苏省政府给总理写信，请求支援。总理看完信后，心里沉甸甸的。调拨人力物力支援灾区是完全应该的，只要总理一句话就可以了。但总理说：我家乡的事应由当地党政部门管，该怎么办由他们拿主意。总理对家乡怀有深厚感情，但在涉及家乡的问题上从不偏私，一概秉公办事。

《周恩来》的读后感篇5

这个暑假，我读了《长征中周恩来的故事》，真是受益匪浅。

中央红军万里长征一开始，周恩来就成为全军的“总管家”。每到宿营地后，油灯大都彻夜不熄，各种重要事务大都要由总理亲自处理。红军在长征过草地途中，因工作过度劳累，总理身体虚弱，终于支撑不住病倒，连续几天高烧不断。病势危急，干部团团长陈赓等人从雪山上取来冰块，采取局部冷冻的办法，使周恩来从便中排出半盆绿脓，才转危为安。由于连发几天高烧且未吃东西，彭德怀安排人抬着周恩来向草地行军。战士们因饥寒交迫，身体都很虚弱，在泥泞中一脚深一脚浅地艰难行走。因人手不够，兵站部部长杨立三也亲自来抬担架，双肩都被磨破。周恩来见此情景，几次挣扎着要爬起来自己走，都被陈赓拦住。在治疗中，周恩来吩咐有什么药就用什么药，“战士们比我更需要药！”他说。医护人员给他煮粥，他说：“战士们吃草根，我却喝粥，一定要官兵一致，好坏大家都要一样！”

吃草根，啃树皮，生吃干粮，泥中打滚，对于长征中的红军来说，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他们实在是太不容易了！但我更想说的是，周恩来作为如此劳苦功高的红军领袖，却从不搞特殊，吃住和普通红军战士平等。就连遭遇重病生命垂危，总理心中所念的还是他人，不忍心给他人添麻烦，拒绝享受特殊待遇，连用药标准也绝不超越普通士兵。这就是我们新中国的总理。读着一个个感人的故事，我的眼前就呈现出一幕幕动人的场景，眼睛也湿润了一次又一次，多么简朴的总理，多么劳苦的总理，多么平易敬人的总理！

我很想说，总理在长征途中所践行的“人人平等”“官兵一致”“好坏大家都要一样”，这种从不搞特殊的做法，值得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学习。

其实在我们的学习和生活中，这样的平等无处不在：上课回答问题、排队、各种比赛、开车……具体来说：回答问题时，老师尽量给每个人机会，不只请个别人，这是平等；排队从来都是先到先得，有序进行，不插队，这也是平等；参加比赛时需要初赛、复赛、决赛，是为了给更多人锻炼展示自己的机会，这还是平等；劳动是每个人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这更是体现人人平等；甚至是我们每天看到马路上车水马龙，井然有序，那是因为开车的人都必须遵守交通规则……平等真是无处不在！

当然，现在社会上仍然有极少数人仗着自己有权有势就搞特殊，这当然是不正之风。如果要圆伟大复兴中国梦，中国必须要更好地体现公平，这是毋庸置疑的。而中国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2015年，习近平爷爷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明确提出“平等”，简简单单的两个字却涵盖了太多太多的意义。作为祖国的一代新人，我们从小就要树立平等意识，从小事做起，平等地看待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平等竞争，在任何场合不搞特殊化……

纵然长征已经过了几十年，但它却为中华儿女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长征中那些可歌可泣的故事正被中华儿女所传颂！长征精神也将被每一位中华儿女铭记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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